大学文化应是“育人为本”的文化  

来源: 《中国高等教育》2010第1期   作者: 龚克  

   大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以“育人为本”的机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对人才素质要求的不断变化，大学的组织形式、发展方式、办学模式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学的功能因为不同时代的要求而有所拓展，但是不论时代如何变迁、大学如何发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大学办学的根本问题。然而，人类世界是发展变化的，教育因而也是发展变化的。现代工业文明时代，教育必然要为这个时代对人才的要求服务，于是“现代教育”出现了；信息革命发生了，生态或后工业文明即将到来，教育如何自觉适应这个变化呢？这就要求大学在“不变”之中自觉求“变”。所不变者，大学文化之根本也；所变者，大学发展之脉络也。大学应该以培养人才为根本，坚持教育本质、更新教育观念、创新教育模式，提升教育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这就是大学文化之“坚持”与“创新”的统一。  

   一、大学文化之根本是“育人为本”  

   第一，大学文化作为特定的组织文化，应该与组织的根本任务紧密联系。文化是什么？毛泽东同志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我们所说的大学文化，实际上是在谈特定的组织文化。大学、企业、军队、社团等等组织，它们在社会体系中肩负着不同的使命、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其文化必定与其自身承担的根本任务紧密联系。现在论述大学文化的文章不少，有的语言很犀利、有的谈古论今、有的说洋道土，讲学术自由、讲治理结构、讲学科建设、……，观点都很有道理，但读来多有隔靴搔痒之感。为什么？因为许多“大学文化”之论并不联系大学的根本任务，不少文章大多是将“人才培养”仅仅作为大学众多的功能之一、还有不少的文章根本不谈“学生发展”，这样的趋势不禁使人产生当下大学文化的走偏之感。  

   第二，大学文化本质上应是“育人”文化。大学的具体行为（功能）是多方面的。教学，是大学至为重要的工作，但是大学为什么要教学？科研，也是大学至为重要的工作，但是大学为什么要科研？国际交流合作亦是大学至为重要的工作，但是大学为什么要国际交流？发展师资，更是重中之重，但是大学为什么要发展师资？还有安全、卫生、财务等等，都是重要的工作，但是大学为什么要抓这些？追根寻底，社会为什么需要大学，大学的根本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大学是培养人才的专业组织，其根本任务必然是“育人”，而且也只能是“育人”。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史，大学的功能虽然在不断拓展，但是其“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或核心功能始终没有变。大学是因为其培养人才的基本社会功能而存在的，大学可能承担许多其他社会功能，譬如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引领文化等等，但是大学绝不是因为这些社会功能的需求而存在，这些功能都是其核心功能——人才培养的延伸。国外通常所讲的大学功能是“Teaching, Research, Service”，三者都是为人才培养服务的，现在把“Teaching”翻译成“人才培养”是很不妥当的。  

   第三，“育人为本”是教育的本质要求，也是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明确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以人为本的教育就是要自觉地把培养人作为根本目的。高等教育坚持以育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内在要求。虽然我们党的教育方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过不同的表述，但是始终坚持以培养人为根本目的，始终坚持全面发展的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做出的表述是：“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的大学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任务，大学的一切工作都应该以人才培养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大学文化必须坚持其亘古不变的教育本质，这样才能区别于企业的文化、军队的文化、社团的文化以及其他组织的文化，而成其为“大学文化”。  

   二、大学文化要坚守“育人为本”  

  为什么要提“坚守”？这是因为当下的大学文化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育人之本，确实存在着一些“误区”。  

   第一，“研究高深学问者”所为者，育人也。现在谈大学文化，大都要引用蔡元培先生的话，感慨“中国再无蔡先生”者也不乏其人。蔡先生的话被引用最为频繁之一者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然而，蔡先生何出此言？究之者甚少。查蔡先生原著，应知先生所论者乃育人也。 1917   年   1   月   9   日 ，蔡先生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明明白白地提出“请以三事为诸君告：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显然讲的都是育人。其中谈及“大学者，深究高深学问者也。”乃是在批评当时的北大学生多有抱读书做官的不端思想。他说“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误已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90多年过去了，先生之言竟仍能切中时弊，嗟乎！何以如此？育人立志之文化缺失了。  

   第二，延揽“大师”所为者，育人也。现在谈如何办好大学，几乎都要引用梅贻琦先生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因此，大学的各级领导们都强调“人才引进”工作的极为重要性。但是，引进人才是为了什么呢？回答大都为：为了学科建设。其实也是为了各种评估、为了更好地获得各种资源、……，即使提到“人才培养”，也往往置于“N分之一”的地位。试问梅先生当年何以出此言？看看他 1931   年   12   月   3   日 到清华大学任校长当天，在全校大会上发表的就职演说的全文，就不难发现梅先生的原意是为了更好地培养人才：“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绝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在演讲最后他还进一步明确了办大学的目的：“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通读梅先生演讲全文，对他的办学理念管中窥豹式的理解自然不攻自破。清华的成就，与梅先生的办学理念是密不可分的，核心就是“育人”。  

   第三，“洪堡思想”，育人之说也。现在论大学文化者几乎言必称洪堡，强调科学研究和学术自由。殊不知，洪堡当年并不是就学术论学术，他乃是围绕培养学生而提出其办学理念的。洪堡认为，只有将科研和教学结合起来才能有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思维方式以及高尚的品格。洪堡所说的学术自由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即“学习自由”和“教学自由”。而学习自由在当今我国的大学里是少之又少的，学生的自主发展受到极大的局限。近闻不少学校为培养“拔尖”人才，将优秀学生集中起来强化培养，我怕如此一来进一步减少了学生的学习自由，窃未闻世上拔尖之人才是如此培养出来的。  

   第四，“功利化”侵蚀大学文化，害在办学失本。功利化的办学思路和对大学文化本质偏颇的理解，使当下我国的大学文化有非常严重的舍本逐末的倾向。教育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这本是早已明确、反复申明的方针。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不是这样，现实中我国大学的中心往往不是学生而是学科。学科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其重要性在于学科水平是大学的教学质量、科研实力、师资水平和装备条件等在一定学术领域的集成和综合表现。发展学科要为培养学生服务的，但是，这个根本的宗旨往往被学科的排名以及导致排名的评估，特别是排名后的资源分配所淹没了。这就是当前大学的校长和教师们忙得不亦乐乎，而学生和民众对大学不甚满意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文化已经被严重扭曲。“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审视当下，有多少大学的领导干部能拿出较为充分的时间倾听学生的需求和想法？大学里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会议又有多少在深入研究“学生成长”？有多少大学教师尤其是研究生导师在为自己学生的发展殚精竭虑，而不是让学生帮助自己的发展？  

   第五，大学务“育人”之本方能兴“办学”之业。钱学森先生晚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他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想，钱老所指的“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大学并没有真正以“育人”为本。或者说在大学里“育人文本”并没有成为“文化”的核心，学生的成长成才并没有成为学校的核心价值所在。  

   我们现在应该真正发展以育人为本的大学文化，深植大学文化的育人之根。务本才能兴业，不务本的教育永远不会是高质量的教育，不务本的大学永远不会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三、大学文化应有“教科融合”之特色  

   第一，高水平的“育人”需要大学全部的工作作为支撑，其中最重要的是教学和科研。教学和科研是大学“育人”的第一线，各方面的工作都要服务于第一线，服务于育人，这不仅是大学的工作部署，而且是大学的文化要求。尊重教学、尊重科研，进而尊重教师，既是大学文化使然，亦是大学文化内涵。“教学”是做好育人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不是全部。现在很多人将“教学”等同于“人才培养”，这是一种非常片面的观点。我们这里所说的大学文化回归“育人”的本质当然意味着要重视教学，但绝不是只要做好了教学工作就万事大吉了，而是说大学的所有工作都应该是以“育人”为中心，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服务。大学的“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功能同样也是为“培养人才”这个中心服务的，而且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教学工作具有基础性质应予以优先地位。这不该是行政命令或者“文件要求”，而应该是“文化要求”。大学的文化可以体现在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而最直接体现大学“育人”文化的工作就是“教学”。教学工作特别是本科教学工作应当放在什么位置呢？我的回答是，由于本科教学对学校来说具有根本的和基础的性质，因而必须放在“优先”的位置。现在我国的很多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存在严重的片面重视科研而轻视教学的现象，或者口头上说两者“并重”而实际上把教学放在次要的地位，这恰恰正是我们当前要克服的错误倾向。它之所以错误，乃是在于它忽视了知识积累和传承的规律，忽视教学这一历久而不衰的知识传承手段对于人才培养的基础性作用，最终造成对于“人才培养”这个根本任务的偏离而导致大学的迷失。大学就是大学，不是企业，也不是单纯的科研机构。大学必须以教学为基础承担起人才培养这一根本任务。在大学里，教学既要与科研紧密结合，又必须放在第一位。既然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既然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既然在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大学培养模式中教学是第一位的，那么，将教学工作定位于“优先”的位置就是理之必然、理所当然！  

   第三，科研工作是培育创新人才不可或缺的载体。人才培养仅仅靠教学是不够的，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更是不够的。把“Teaching, Research, Service”译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不妥之处不仅在于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并列，而且还在于误将“人才培养”等于“教学”。大学的科学研究是育人的重要平台，重大的科技项目是培养和造就一流人才的有效平台。美国著名的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星球大战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等大项目造就了无数高端科技人才。在新中国科技史上，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令人感佩的优秀科技精英。他们的卓越成就不仅来自于个人的优良禀赋，更来自于国家重大科技工程的历练。目前，我国跻身世界一流行列的科学大师和领军人物不足，难以把握重大的发展方向，做出具有世界水平的重大贡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众多具有优秀潜质的人才缺乏参与重大科技项目的实践，缺乏与国际一流科学家合作的机会。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大项目的意义不仅在于出大成果，更重要的是能够出大人才。只有为各类优秀人才提供发挥聪明才智的舞台，才能锻造出更多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优秀科技人才，才能培养出众多属于中国的一流科学技术大师。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大学，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国家培养又好又多的高层次人才，而这些人才的培养就要靠大型科研项目来支撑。中国的科教体制不同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但不应该因此就拒绝接纳发达国家“教科结合”的成功经验。  

   第四，“教科融合”是“大学文化”的应有特色。必须承认教学与科研虽然都很重要，却往往相互矛盾。优秀的大学总是在破解两者矛盾上走在前面，其中固然有“领导”的力量、“制度”的力量，但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力量。因为两者的结合点在“人”，在“师”、在“生”。教科融合的文化建设是大学重要的“软实力”所在。改革开放，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最为重要的推动之一，在于大学科研的兴起，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之一。当年他明确地指出：“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可惜的是，从整个体制上看，小平同志的指示尚未完全贯彻；从学校内部看，存在着“两个中心”的误解，即把小平同志所讲的“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当作了“两个”中心。依愚之见，“既是……又是”不是讲两件事，而是讲一件事的两个方面，所以，我认为，小平同志讲的是大学不仅要教学而且要科研，两者要结合起来。教科结合是大学的特色，也是大学文化应有的特色。  

   四、大学文化应是“坚守”与“更新”相结合的文化  

   大学文化作为“育人为本”的文化，其核心乃是育人观，即以“培养什么人”为第一位的文化。现时谈改革，多在论“如何培养人”，好像“培养什么人”已经不是问题。其实不然，我以为关键仍在于真正地、具体地弄清“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从文化的角度来观察，一是要“坚守”，二是要“更新”。  

   第一，“坚守”什么？  

   在坚守育人为本的基础上，最重要的是坚守“以德为先”的育人观念和“全面发展”的育人方向。  

   “以德为先”既是“育人”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虽然现代大学可以算是舶来品，但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必须充分吸收中华民族教育的精华才能够形成“中国的”大学文化。中国教育历来重视德育。司马光直接论述了德才关系：“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们的教育至少也应该努力培养“君子”，所以要做到“德高”，所以要以德为先、立德树人。特别需要树立新时期的全面德育观，要把“德育”从某种“专业化”形态的知识教育中升华出来，融入到教育的方方面面和全部过程。特别提一下“学德”或者“科技道德”的问题，在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科技伦理道德和学术规范，应是当今“德育”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  

   在育人为本、以德为先的基础上，要坚持“全面发展”的方向。“全面发展”也是“育人”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育人观的核心所在。马克思理想中的社会形态是“一个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可以说，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是古今中外先进教育思想的精华。前辈先贤们一直强调“为人”重于“为学”，“为人”要“全面发展”。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杜威认为：“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组织保证继续生长的各种力量，以保证教育得以继续进行，使人们乐于从生活本身学习，并乐于把生活条件造成一种境界，使人人在生活过程中学习，这就是学校教育的最好的产物。”陶行知先生更是强调要解放学生的“头脑、双手、眼睛、嘴巴、空间和时间”，以使他们能想、能干、能看、能谈、不受任何禁锢的学习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则进一步指出：“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之一。而党的十七大报告则明确表述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总之，“以德为先”、“全面发展”是以“育人为本”的大学文化在其任何发展阶段都应该理所当然坚持的文化内涵和发展方向。  

   第二，“更新”什么？  

   要更新的东西实在很多。我认为，关键是“更新教育观念”，重点是将“知识为本”的教育观念更新为“素质为本”。传统的教育主要是通过传授知识来培养人才，这种教育方式基本适应了以前的社会发展模式，并培养出了大批人才。知识传授型的教育方式将知识归纳总结成许多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学生们的任务是通过教师的引导和讲解学会这些知识并消化吸收。今天，知识传授依然是教育的重要职能，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教育方式已经逐渐显现出了它的弊端。首先是新的科技革命以来，知识的数量出现爆炸式的增长，早已远远突破了课堂可承载的容量。再者是知识更新的速度空前加快，今天的“真理”很快就会被新的认识所取代，这使得传统的教学受到根本性的挑战。还有，知识不断地在交叉边缘领域突破，不同学科（专业）的交融生长，更是冲破了传统的知识体系（与之相关的是教学体系、课程体系等）。如果说以上这些变化和趋势，启示人们要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育学习知识、更新知识的能力；那么，当代和未来对于知识的大规模应用，以及全球化使得知识应用的影响更具全球性的情况就要求教育在传授知识、培育能力的同时，特别重视受教育者的社会责任感、人文精神、可持续发展意识和身心健康的培育。只有具有全面发展素质的人才能正确地、负责任地应用知识和创造新的知识，从而造福于人类社会的良性持续发展。总而言之，从“知识为本”转向“素质为本”是历史的要求、是教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的进步。大学文化要顺应和推进这个转变而不是阻滞这个转变，大学文化应该成为“素质教育”发展的文化力量。  

   搞好素质教育，我们应该跳出误区、突破障碍。  

   所谓“误区”，就是把“素质”作为知识、能力的补充。司空见惯的提法是“知识、能力、素质”，我以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知识、能力等等应该是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难道知识贫乏、能力羸弱的人可以是高素质人才吗？答案是明显的。什么是素质教育？我以为，邓小平同志说的教育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就是一种很好的表述。这里的关键在于，素质教育不是“知识传授”的补充或扩充，而是升华和发展，是一种新的教育观，也是教育文化发展的新境界。面对新时期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知识的快速更新以及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人们在社会中会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和问题，从教育的角度而言，素质教育是一剂“治本”的良药，因为它能够真正做到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所谓“障碍”可以讲许多，但关键的是评价体系。传统的教育方式，教师们按照课程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教学大纲中的核心问题就形成了一个个知识点。而考察学生对知识掌握情况的主要方式是考试，对于学生的评价基本是靠考试的分数考察其对于知识的掌握程度。而分数往往又是学生们评奖学金、争取保送研究生资格等最重要的砝码。可是评定分数依据的又是什么呢？做教师的都知道，考试的试题就是覆盖那些知识点的问题，所以，考试“分数”高的学生就是对这些知识点掌握得好的人。这样的模式导致学生们最为关注的就是将要被考试的内容，对课程的其他内容以及相关知识兴趣不大；而教师们则以熟悉教材内容为己任，对课程知识的前沿问题、相关问题、全局问题等等就不甚关心。可见，如此评价体系不仅误导了学生也误导了教师。因此，我们必须改变目前这种片面的教育质量观，建立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新的质量观。但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老师和学生都会不大适应；这是当前推动素质教育的最大困难，是需要付出代价去求索的。这里，不仅需要领导的决心，需要配套的措施，还特别需要文化的力量。  

   优秀的大学文化是引导大学发展的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优秀的大学文化对于育人的作用远远超过具体的课程、实验和活动，向素质教育转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大学文化的前进方向。